去年中小风电行业生产量同比下降18.5%

尤其是荣誉分配体制倾向于导致政治共同体内部的离心离德，诚如学者指出的，荣誉分配是构成了社会怨恨产生的重要原因，权势主导的价值判断模式加上商业化的话语争夺，在缺乏任何带有超越性的道义矫正机制的情况下，必然使世人追求的所谓声名，并不带有内在的高尚性，甚至也不具备基本的正当性[10]。

（四）试行批管分离 行政审批制度的一大弊端就是重事前审批许可、轻事后监督管理。对于不合法的、违规的行政审批当然越少越好，但是对于合法的、必要的行政许可还是需要保留的。

[2] （三）公开行政审批事项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，公开是最好的监督。但现实情况是由于我国的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起步较晚，发育不健全，部分行业协会垄断化、行政化色彩严重，经费保障不足，社会公信力不高，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后，本应由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承接的自律和监管职能并没有实现，导致一些领域的监管出现空白期。[11] （七）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引入第三方评估，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。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在公安行政审批中仍然存在，无论是公安部还是地方各级公安机关，都还有一部分行政审批属于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。[2]陈新：《宁波市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》，载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3年第2期，第74页。

这一理念对于公安行政审批来说尤为重要，作为公安机关，其管理的事项多涉及公共安全、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如果不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设置一定的条件，势必会对社会治安秩序、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损害。当行政审批事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时，依法建立联合审批运作机制，实行部门会商、会审。(5)严密各项防范措施，保卫要害部位的安全。

首先是严格招录标准，把好辅警的准入关。现代国家要求公务人员具有高度敬业精神，将品质、能力和专业水平确立为担任公职的标准，基于公务信任关系将权力委托给公务人员行使。这里的女性工作人员不限于警察，不具有警察身份的女性工作人员如医生、辅警都可以接受公安机关的委托，对女性违法嫌疑人进行身体检查。[8] 由于国家编制制度的限制，警察的招录必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，并不能适合现实的需要，因此辅警的参与执法就可以极大地缓解警力的不足。

根据《香港辅警队条例》的规定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辅警可以辅助警察执行任务，辅警在参与执法时视同警察。[21]因此，应该通过理论的拓展和法律制度层面的完善，实现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活动的正当化。

[9]许韬等着：《中外警察法比较研究》，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4—15页。该修正扩大了行政协助的适用范围，并集中在独立性协助方面，不再是以前作为主要标准的从属性，而是决定作出前的公务准备。[7]虽然围绕辅助警察在政治及法理层面产生了很多争议，但德国许多州的警察法都设置了辅助警察制度，任命私人为辅助警察，甚至赋予其可以对第三人行使警察的高权性权限。[8]仅是狭隘地考虑警察身份，而完全无视具有同样专业素养者参与警察任务的合理性，在理论上是有瑕疵的，也是对实践需求的回避。

辅警队员每年均须再完成《香港辅助警队条例》第3条规定的法定效率训练。对处罚不服的，受处罚的辅警可以向警务处长或行政长官提出上诉。可以看出，虽然我国的警务活动经历了正规化和职业化发展的历程，但从未实现警察权力的国家垄断。如主管警察机关任命私人为警察协助人，经过培训后即赋予其特定的职权，可以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和使用武器等。

如果辅警是在警察的指挥下从事警务活动，则几乎不涉及决定权，因此辅警参与执法的范围较广。[5]William C. Cunningham, John J. Strauchs, and Clifford W. Van Meter, The Hallcrest Report II： Private Security Trends, 1970—2000(Mclean, Va.：Hall-crest Systems, 1990). [6][英]特雷弗•琼斯、蒂姆•纽伯尔尼着：《私人安保与公共警务》，李继红等译，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6页。

如在2010年，因为发生在广东番禺的辅警打人事件而引起的争论，可以看出辅警所处的尴尬局面。课题理论及实务并重，旨在提升晋升人员的专业能力，担任辅警警长，执行督导职责。

此外，学员还要在训练期接受武器及战术训练。警察权属于国家权力，警察权的法定行使主体是警察机关这一虚拟的法人，没有实际执行者，警察机关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。辅警的招录，需要根据执法实践的需要，在年龄、学历、身体素质、法律素养和违法犯罪记录等方面对准入门槛进行限制与规范。[14]再次，应建立并实施合理的考核与奖惩法律制度，如绩效考评、晋升、解聘、辞退等制度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一个判决中对职业公务员的作用描述如下：职业公务员队伍是根据专业知识、专业能力和职业忠诚建立起来的制度，应当成为公共行政稳定的保障者，成为一个相对于塑造国家生活的政治力量的平衡因素。一种是辅警与相对人的关系，由于辅警只是按照行政机关的委托和指令实施活动，与行政相对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。

[8][日]米丸恒治着：《私人行政———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》，洪英等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51页。我国警察的招录也经历了从无序到逐渐规范的过程。

（三）任务的规范：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范围 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任务范围，应本着适应性的原则考证适于辅警参与的领域。英国在公元8世纪建立了教区治安制度太兴制，由十户人家编为一组，集体维护当地的治安秩序。

[22]杨建顺着：《日本行政法通论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03、305页。特别是许多技术含量较低的业务，并不是一定由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员才能完成，如为外来人口办理暂住登记、发放《警方提示》、询问、治安调解等，可以较多地使用辅警。

（c）协助警察部门维持法律和秩序。[5] 《新加坡警察法》第86条第1款的规定，经报部长批准，总监为以下全部或某个目的可以授权政府、（其他法定机构）、（其他）公司或其他在新加坡经商的组织（在本部分指雇佣单位）设立一个或多个辅助警察机构：（a）保护雇佣单位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辅警参与警察执法，是对警察机关及其警察的协助。但是，如果仅仅因为拘泥于现行法律规定，而在学术和实务中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必然会使数量庞大的辅警沦为打杂跑腿的角色，在必要情况下也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。

[10] 《香港辅助警队条例》第50—59条分别规定了以下内容：涉嫌人士的逮捕、扣留与保释以及涉嫌财产的检取。[25]辅警参与警察执法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：首先，应在警察职业之下区分公务员和从事公务的私人，其中，公务员是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员，辅警是不具有公务员身份而从事警察执法的私人。

[10]这些都是对警察权必须由警察行使的突破。(8)领导经济民警、企业消防队、护厂(校)队和治安保卫委员会。

[20][德]汉斯•J•沃尔夫等着：《行政法（第一卷）》，高家伟译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，第75页。（三）对执法责任承担的分析及批评 对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质疑，也来自公法遁入私法的担忧。

[22]约翰斯顿指出，将警务这一社会功能与警察这一特定人群结合起来，是导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警察力量的功能和作用上的原因，从而反对参与警务活动主体范围扩大。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权，实施行政，必须有代替行政主体，处于实际上行使行政权的地位的人。[15]对于辅警的违纪行为，香港的辅警总监可召开纪律委员会，由纪律委员会对辅警队员的任何违纪行为作出裁定，如执行职责时行为对良好秩序及纪律有损。[16]陈铭聪：《警察行政任务私人化的辅警法制问题研究》，载《江苏警官学院学报》2012年第1期。

从警察的角度来看，警察不仅没有受到公众的广泛接受，也很少感到工作安全感，并且薪资也受到地方政治因素的决定。其中，警队是指香港警务处，总监是指辅警队总监或副总监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5年第2期，发表时有改动。（二）对警务职业化的分析及批评 对警务职业化认识的不到位，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认同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障碍。

[8]此外,《新加坡警察法》第86条明文规定，允许设立辅助警察机构。[6] 《香港辅助警队条例》第17条规定：(1) 当值中的队员，可根据《警队条例》(第232章)第10条执行警队的任何职责，并可行使及执行《警队条例》(第232章)第50至59条(此两条包括在内)及任何其他条例所授予或委予警务人员的权力、职责或职能，但须遵守处长的任何指示。